沈天浩：圣西罗的百年历史，与我的私人记忆

体坛周报全媒体驻意大利记者 沈天浩 2026年9月19日，圣西罗100岁了。它看起来要年轻得多。 “圣西罗是我们的！”米兰城市历史学家、AC米兰铁杆球迷毛罗·拉伊蒙迪这样对我说道，脸上满是骄傲。他是看里维拉的米兰长大的，最喜欢的球员是门将“黑蜘蛛”库迪奇尼。某种意义上，他说的没错：圣西罗最初只是AC米兰俱乐部的主场，其兴建也来自时任米兰俱乐部主席皮耶罗·皮雷利的愿望。有趣的是，“皮雷利”的另一个翻译是“倍耐力”——皮耶罗·皮雷利正是这一轮胎巨头创始人的儿子，而皮雷利家族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与国际米兰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。 一座球场的三张面孔 最初的几十年里，圣西罗代表一种阶级立场。当时，米兰双雄的球迷们都在本地方言里为自己寻找绰号，红黑一方的是“螺丝刀”（Casciavit），蓝黑的则是“买办”（Bauscia）。圣西罗距离米兰大教堂有8公里左右，步行不易抵达，而国米在1930-1947年间的主场，则是位于市中心森皮奥内公园里的市立竞技场——这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体育场，由拿破仑规划修建。不难想见，当时的米兰球迷群体，确实比同城死敌的更平民，而由于大多数人都是乘电车去圣西罗看球，据说米兰城的电车司机几乎都是红黑拥趸。时至今日，这样的阶级分化早已不复存在。 另一个很“漂亮”的叙事，将圣西罗与恢弘的米兰中央火车站联系在一起：两座建筑都留下了建筑师乌利塞·斯塔基尼的名字。可实际上今天的圣西罗，与斯塔基尼早已没什么关系。1926年的初代圣西罗，只是一个很典型的英式足球场，拥有四片彼此独立的直线看台，可以承载约3.5万人，还举办了1934年本土世界杯的几场比赛。真正塑造了“当代圣西罗”外观的，首先是建筑师龙卡和工程师卡尔佐拉里。1955年，他们将圣西罗的第二层看台，像俄罗斯娃娃一样直接套在了球场的原有结构上，并用外置的螺旋坡道，解决了球场结构内的交通问题。 1987-90年间，为了迎接“意大利之夏”，圣西罗又经历了一次重要的改造。建筑师拉加齐和霍费尔，在工程师芬齐的合作下，用11座巨大的圆柱塔楼、巨大的屋盖和伸出建筑轮廓之外的红色钢桁架，让圣西罗呈现出今天你我脑中的完整模样。今年，作为足球圣殿的圣西罗，像那些真正的大教堂一样，也推出了登顶项目，人们得以从近距离一览这座球场的顶部结构，并俯视绿色的长方形大殿。 也正是因此，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圣西罗，本质上是一座意大利战后建筑，带着浓厚的粗野主义气质。圣西罗很异类：它代表的不是那个由穹顶、柱廊、花窗和宫阙组成的古典意大利，而是充满工业风格的现代米兰，而作为意大利最具标识性和知名度的现代建筑作品之一，它也并非出自某位明星建筑师的手笔——即便在这一点上，它也与那些21世纪的新球场们明显不同。 看台上的集体艺术 圣西罗的艺术是集体主义的。这里的球迷们没有罗马拥趸那样动听的歌喉（当他们在赛前齐声唱起“罗马，罗马”的时候，你内心的最深处会被一种奋不顾身的爱触动），也不像那不勒斯人那样有着圣人崇拜式的独特狂热（他们得到过迭戈的祝福）。然而，圣西罗看台横幅的艺术性、创意和视觉冲击力，在意大利赛场上无出其右。 圣西罗的看台秀，是一部碎片化的艺术史。AC米兰南看台曾经在本世纪初，在看台上拼出蒙克的名作《呐喊》，嘲讽惊惧的对手总是陷入失败；蓝黑阵营则在2022年痛失联赛冠军后，将海耶兹的新古典主义名画《吻》展示在北看台，表达对球队无条件的爱。 “第七艺术”自然也必不可少。2010年国米三冠功成后，北看台在巨型横幅上展示了三座奖杯，以及可怖的弗雷迪形象——对同城死敌来说，他们的成功就像是个恐怖故事。2014年，米兰球迷们向《电锯惊魂》致敬，他们在看台上展现出“竖锯”的形象，配上一行大字：“当你身处地狱时，只有魔鬼才能拯救你”；2023年，在欧冠对阵巴黎时，南看台又出现了《黑客帝国》里的尼欧，他徒手挡住贝尔蒙多的子弹，这是对巴黎球迷首回合“火枪手”横幅的回应。 圣西罗还会告诉你：足球是一种当代戏剧，而戏剧需要营造冲突。莱昂纳多在2010-11赛季执教国际米兰，米兰球迷们将《最后的晚餐》直接搬上了南看台，画幅上那个身体后仰、拿着钱袋的家伙到底是谁，自然无需多说；5年后，他们又用三层看台的空间，展示出1984年德比赛场上的一幕：马克·哈特利高高跃起，力压红黑叛将科洛瓦蒂头槌破门。当时，科洛瓦蒂就在解说这场比赛，整个演播室里的人一齐看向他，眼里充满同情。圣西罗的剧场偶尔提供交互式的体验，比如全场七万多人口中的哨子，以及一整面看台球迷手中攥着的假钞：卢卡库和唐纳鲁马，肯定对此深有感受。 足球圣殿与流行符号 圣西罗见证过很多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和故事。它的第一粒进球属于AC米兰球员桑塔戈斯蒂诺，但那场米兰德比的获胜方是国际米兰。在这里出场最多的球员是保罗·马尔蒂尼，进球最多的则是贡纳尔·诺达尔。1980年，他被冠以朱塞佩·梅阿查的